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不仅仅取决于那些圣贤伟哲的影响，而伏身于草莽泥涂中的英雄侠客往往以其壮烈之举深深感染整个民族的几千年性情。《左传》中提到人有三不朽，曰立德、立言、立功。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固然能立千古这功德，万世之言行，然而其情却未必能激荡人心，沁人肺腑，使“懦夫增气，怯者发愤”。易水诀别，孤胆行危，荆轲“暴秦夺魄”，其情足可与圣贤宗师同列不朽而无愧。

当是时，秦国暴虐天下，三晋已亡，齐、楚自危，燕国旦夕破灭，太子丹心急如焚。他想救亡图存，想报见凌之耻，但没有选择余地，举燕国之力不足以当秦军，外交斡旋更不可能触动强敌，于是他只能求助于刺客荆轲。太子丹心存一种童稚般的幻想，以为荆轲可复制三百年前曹沫要挟齐桓公归还鲁国土地的典故。他不知道三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时代的风气，古之道义早已荡然无存。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杀死一个暴君，非但不能让秦国内政混乱，对外屈服，而且还会引来嗜血的虎狼之军。苏洵论荆轲刺秦曰“始速祸焉”，但这不应该归罪于荆轲，在整个刺秦行动中，荆轲扮演的不过是“天下之利匕首”的角色。南宋朱熹更无端指责荆轲“匹夫之勇”，这纯粹是政治家的眼光。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似乎只看得见发光的功业！

荆轲是刺客，也是侠士，重士人之气节。《吕氏春秋》中称此种人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早年荆轲独行于世，游走魏赵，屡遭凌辱，胸中经纬，未有识者。后来客居燕国，混迹于市井之中，结交草莽英雄高渐离，日夜与其饮酒作歌，歌罢辄相拥而泣，旁若无人。然而荆轲究竟是深沉之人，不轻易显露自己的心迹，他之所以情不能自已，与人相拥而泣，必是常年的巨大孤独所致，这种孤独也必是“有志不获骋”的抱恨之痛。荆轲在隐忍中等待利剑出鞘的机会。天下汹汹，危机四起。燕国处士田光慧眼识才，结交荆轲于勾栏瓦肆之中，一鸣惊人的机遇已然降落在了荆轲身上。

先秦侠士具有一种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非为权势服务，非为富贵而起，这种精神是后世游侠和草莽好汉所不具备的。汉代的游侠已经是游走于王侯将相门下的帮闲之人了，而宋元以后的市井英雄似乎只梦想着人生的“发迹变秦”，《水浒传》中隐忍于石碣村的阮小七便说：“这一身本事，只卖与识货者。”荆轲不一样，他是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而起的，不是为了太子丹的恩遇，也不是为了六国的存亡。在他的意志中，政治的角逐不是他所考虑的角度，政治舞台是卑劣的名利场。荆轲与政治无关，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对荆轲而言，无关紧要。刺杀秦王是惊天动地之举，近古未有。易水之行，足以实现其身上壮烈与伟岸的精神价值。

晋代陶潜颂荆轲“其虽已没，千古有余情”，这是诗人的眼光，和政治家的功利心态大不一样。易水之别，极具悲壮之情，以致千百年来的诗人不厌其烦的传颂与歌咏。南宋陆游说：“悲歌易水寒中，千古见精爽。”南朝左思说：“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在刺秦王行动中，荆轲表现出了一个侠士的凛然气节，不卑不亢，不畏不惧，面对气魄夺人的秦王赢政，荆轲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胆怯之情，他坦荡从容，机智勇敢，巧妙获得秦王的信任。图穷而匕现，荆轲果断绰起匕首向秦王刺去，一刺不成，紧追不舍，虽则有万钧之形势，然而荆轲镇定自若，魏晋小说《燕丹子》称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不亦宜乎！秦王赢政是千古未有之帝王，却在荆轲面前手足无措，足见其残暴而己，非有“勇者不惧”的英豪气象。

历史不总是由帝王将相左右的，在大历史中，往往小人物的举动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无意中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若无夏无且，秦王或许会命丧荆轲剑下了，同样可以想象，若不是懦夫秦舞阳的临事振恐，荆轲以二人之力必能劫虏秦王。历史不容想象，荆轲最终抱恨千古，然而其情却塑造了整个民族不畏强暴的刚毅性格。悲哉！荆轲！壮战！荆轲！（指导教师 余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