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机会看了根据戏剧大师贝克特的作品出演的几出戏剧，其中就有著名的《等待戈多》，而且据说都是圈子内有些名气的演员。不过，观众走了一半，其余的大都昏昏欲睡。我隐隐有一丝悲哀，或许作品过于“先锋”了，人们对于没有肉欲和暴力的东西感到无趣。可我分明感到，在这个对科技愈来愈至上的时代，生存的意义成为一种符号，人们连被这种仍然存在于今天的“荒谬感”惊觉的心灵都麻木了，而“戈多”却一直没有来，荒谬依然存在着，我们什么也没有解决。而更为荒谬的是，人们不再思索，他们在这个“经济至上”和“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里没有工夫停下来，所以人们不会感到荒谬，他们很“充实”，从不“等待”。推卸责任的说法是“盲目的科学万能论”，更加苛刻的是怠慢了德尔菲神谕关于“认知自我”的严峻要求。

    　　说起贝克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爱尔兰人，这个国家也出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几年前我们印象中的诗人希尼，另外几位都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叶芝和萧伯纳，当然也包括贝克特了。他似乎比他的老师也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乔伊斯幸运得多，而我们现在还在困惑，象写出《尤利西斯》这么伟大作品的同样为爱尔兰籍的大师，怎么会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漏掉呢？

    　　用“荒谬感”这个词几乎可以概括贝克特一生中的所有作品，他对这个主题“执着”得令人惊讶，对一个特定的主题如此迷恋而用其所有作品来诠释的作家似乎并不多，于是在人们看来，他的作品越来越晦涩和荒谬，也就越来越驾轻就熟。

    半个世纪前，《等待戈多》在美国一所监狱里出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犯人说，戈多就是社会。面对存在的荒谬，好像监狱的高墙也轰然倒塌了。荒谬感像一个幽灵，穿越一切，突然落在感悟者的最深的内沿。

    十九世纪末，尼采突然宣布“上帝死了”。

    　　二十世纪整整一个世纪，跟随在尼采身后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在哲学上的意义的界定，托斯妥耶夫斯基，加谬，卡夫卡在文学上的描述，尤其是关于两次大战后的反思，如同一团浓雾裹在人们受伤后流血不止的心灵。加谬形容这种“荒谬感”，“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时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的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者几年，可能我们还是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萨特把这种感觉称作“恶心”。贝克特则在毕生的创作中始终坚持一种深刻的存在式的痛苦。《等待戈多》是一部在形式和主题上完美结合的戏剧，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颠峰。凡稍微涉猎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人，都不可能超越它。

    　　两个流浪汗在乡间的一条小路上，这里有一棵树，现在是黄昏。他们为了消磨时光，他们闲聊，斗嘴，耍帽子，吃萝卜，尝试上吊，讨论《圣经》等等。他们不能停下来，因为一但他们无事可做，他们将面对时间本身，这是荒谬而可怕的。而他们不甘心，总觉得“戈多”要来。而“戈多”只是一种生活的名称而已，这种生活毫无意义的曲解自己，也曲解了借以表达这种假象的语言。而我们等待的可能是“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人或者你的或我的死亡。”“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存在着，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说着一些话，而不在于说些什么，做着一些没有意义的小动作。就像人们无法忍受无聊的没有事做的日子。这种等待一旦沦为“纯粹”的方式，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去等待的状态，直接去领略时间的流逝。

    　　我们会深刻得体验，我们感到一种撞击，恰恰是这样的，恰恰是“面对钟点与昨天，没有逃脱者”。“戈多”没有来。